《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李永斌著，商务印书馆
首都师范大学李永斌教授的新著《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以“东方”与“西方”二分法的历史渊源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了古代希腊文明与古代东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这两大古代文明，一个在亚洲大陆的东部，一个在欧洲大陆的东部，几乎在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里交相辉映。这两个文明都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后世留下了丰 富多彩的文 化遗产。然而，古代中国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古代中国文明是古代文明中原生文明的典型代表，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虽然从很早开始就与北方的草原文明和西方的异域文明有一定的交流和互动，但中华文明的主体始终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古代希腊文明则不仅多次受到大规模外来移民的影响，而且也深受更早进入文明阶段的古代近东文明的影响。
“一个民族所占的地势往往足以预示它的历史使命；古代世界文明所赖以成长的两个伟大民族——希腊和罗马——在投射它们的影子时，如同散布它们的种子时一样，乃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历史学家蒙森的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早期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希腊人的眼光很早就投向了东方的古老文明。早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人就与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文明通过商贸往来有了多方面的文明交流。克里特的宫殿壁画中出现的真人大小甚至超过真人体型的形象，就被认为是来自埃及和西亚的传统；迈锡尼竖井墓群a中发现的一件镶嵌有黄金和乌银的高脚酒杯，以及一些带有镶嵌工艺的短剑，被认为是埃及工匠的作品，与埃及森穆特墓葬中的镶嵌艺术品有高度相似之处；三号竖井墓中发现的一尊女神雕像身上带有来自埃及的纸草装饰。考古学家通过在迈锡尼出土的大量埃及釉陶物品分析认为，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埃及与希腊的迈锡尼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甚至可能是正式的官方往来。
最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腓尼基人对古代希腊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腓尼基人不仅是地中海地区最先走上文明化的族群，也是这一地区海上贸易的先行者。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腓尼基人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腓尼基人在进行商贸活动的同时也进行殖民活动，在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和北非许多地区建立了诸多定居点，后来则进一步扩展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中海西岸地区。希腊人与腓尼基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就是希腊人借鉴腓尼基字母创造了希腊字母文字。考古学家在爱琴海的诸多岛屿和希腊大陆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确定为腓尼基来源的象牙、彩陶、印章，以及数量可观的金制首饰。
《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一书还以荷马史诗中“宙斯受骗”的情节为案例，讨论了古代希腊文学作品与古代东方文学传统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杨·莫里斯认为，希腊社会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又来源于地中海共同体中早期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关于神灵、过去、空间组织，都有了相应的新观念。荷马史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因此，荷马史诗中的东方元素，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或者更早时期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而且反映了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向。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由于人口增长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移民活动，希腊人的足迹遍及黑海、小亚细亚、北非、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中海沿岸。实际上，这种移民活动不仅仅限于希腊人，同一时期，以腓尼基人为代表的东方诸民族也在地中海世界进行着各种商贸和移民活动。在这些跨海移民活动中，冒险精神和个人能动性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人的强调必然导致对人神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促进了希腊人“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形成。在这种观念下，神灵之间的各种关系不过是人类世界在神灵观念中的投射而已。
在希腊的神灵体系中，阿波罗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最具希腊性的神”，甚至有学者宣称“阿波罗是希腊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样一位最具希腊性、最能体现希腊精神的神祇，也具有不少的东方元素。阿波罗的很多别名很可能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风俗习惯，与阿波罗相关的祭仪和节日也有很多东方的元素。李永斌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构了阿波罗崇拜中的主要成分：一种成分属于希腊北方南移民族，一种成分属于希腊原住民族，一种成分属于东方小亚细亚民族。阿波罗崇拜的发展，一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人吸纳了其他地区不同的宗教元素和各种小神祇，这些众多宗教元素和小神祇逐渐汇聚到“阿波罗”的名称之下。这个阿波罗神后来得到了希腊人的普遍认可，位列奥林波斯十二主神。尽管阿波罗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明元素的神祇，也可以将阿波罗崇拜某一方面的起源追溯到很远古的时代。但是，就成体系的阿波罗崇拜来说，无疑具有典型的希腊本族特色，也就是说，多种文明元素融合后的阿波罗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希腊本族神，他所代表的年轻、明智、节制，给了希腊文化一种特殊的气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东方学研究的热潮。有学者提出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这一时期，埃及、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以革命性的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
李永斌正确地指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在艺术领域，文学、宗教、文字、语言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化”。在一些具体社会文化事项方面，也能看到东方的影响，如哲学、建筑，还有如会饮等社会风俗，以及一些实用的物品如钱币等，至于是否能称得上“东方化”，还没有足够多的样本和确凿证据进行分析。但是在诸多领域，希腊人仍然保持了本土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如史学、抒情诗、舞台剧等。东方社会的许多独特事物也没有在希腊找到对应之物，如巨大的宫殿、强大的王权、连续性的王朝等。
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东方化革命”也只是一种想象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这种扩大化又源于对东方因素在希腊历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评估。由于一些学者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750—前650年，恰好与默里所提出的“东方化时代”吻合，而希腊城邦社会的兴起也确实和希腊与东方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同时发生，这两股历史潮流对希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但是，希腊城邦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在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一百年时间里突然发生的，而是源于迈锡尼时代以来希腊社会的缓慢发展。尤其是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以城邦制度为框架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希腊文化的基本特质，不同于东方的公共空间上所展开的自由辩论、智术师的公共话语等方面所带来的强烈转变，催生了不同于东方文化的希腊文化特质。东方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
实际上，希腊文明在与其他东方文明的交流过程，并不是单向的吸收和借鉴，而是一种互动交流的模式。虽然迈锡尼社会的衰落导致希腊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海外的长途贸易中断，但是到了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大陆很多地区已经逐渐恢复了生机，希腊人再次活跃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交流中，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希腊人在努力学习和吸收东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希腊文明也伴随着希腊人的脚步走出希腊大陆。正是这种文明交流和互鉴，促进了希腊社会的长足发展，迎来了古典时代希腊文明发展的高峰期。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