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关中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与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农业经济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使得普通民众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对图腾、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中。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使他们千方百计通过一定的祭祀求得自然力和祖宗的护佑，在“万物有灵”与“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出现的有关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仪式，形成原始信仰。
城隍是我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之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大蜡八”是指什么?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所以大蜡八即年终祭祀的八位神，他们是：司啬、百种神、农神、邮表、禽兽神、坊、水墉、昆虫。其中水墉居其七。水墉是农田中的沟渠，水墉神也就是沟渠神。后来古代的城市亦要修筑城墙，城墙之外，还要有一圈护城壕。有水的城堑称为“池”，无水的城堑则称为“隍”。“城隍”二字，始见于《易经》泰卦的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其中“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城隍”一词连用泛指城池，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原始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五礼通考》)。城墙、城壕在防卫故人、猛兽攻击，保护一城百姓安全上，功莫大焉。于是水墉神便升格为城隍神，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
随着城隍在民间百姓影响日益显著，道教也将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就有在斋蘸请神仪式中开列城隍的法位的记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隍神就逐渐成为了道教遵奉的主要冥界神灵之一。道教许多法事活动中，都要发城隍牒请城隍神到场。道教源于民间又影响民间，甚至渗透到千家万户。城隍原本是民间的神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接受了佛教的冥界思想，城隍神开始成为阴间的行政长官，掌管阴间事务。
从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到宗教信仰，它们原发于农耕文明。长安作为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又以其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成为精神文化的传播地。由是，长安也自然地成为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
西安都城隍庙所供奉的是汉代刘邦麾下大将纪信。城隍神是由自然神逐渐过渡到人格神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英雄人物”死后英灵还在，作为地方神来保护自己，于是将其奉为城隍神。在城隍由自然神演变为人神的过程中，汉代的纪信最早，长安不仅是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城隍人神——纪信。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封纪信为十三省总城隍，在长安王曲建庙立祠，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
汉代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刘邦得天下称帝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上林苑自己打猎休息之地(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由史料记载来看，王曲城隍祭祀纪信据今已两千余年的历史，比三国东吴芜湖城隍爷周瑜和城隍庙要早四百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已经建立庙宇祭祀“城隍”，城隍信仰不断加强，城隍神也被人们不断重视，祭祀活动不断繁盛。北齐时，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有慕容俨祷城隍获佑事，这是关于城隍神显灵护城的最早记载。
唐代，城隍祭祀在各地已经蔚然成风，《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唐代各地方官每年定期或在地方遭遇早涝天灾时，代表一方民众祭祀城隍并求祷。开元五年(717)四月初二，张说首撰《祭城隍文》，祭拜城隍祷文希望“庶降福四筈，式登百谷，猛兽不博，毒虫不噬。”张九龄在开元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出任洪州刺史时遇连阴雨成灾，祭城隍祈祷：“雨淫而不止，恐害嘉谷，预达精诚，以时弥灾，无或失稔。”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也有祭文。
宋代城隍神被正式列入祀典，各府、州、县皆立庙奉祀，成为须遵照国礼进行祭祀的神灵之一，并明确规定，新官到任的三日内，必须拜谒城隍庙，这是借用神明的威力来管制官吏。据《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祜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宋赵与时《宾退录》谓宋代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
元朝继承宋的祀典。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上都建城隍庙。至元七年，大都城建成，立城隍神庙，设象而祠之，封曰祜圣王。元虞集《大都城隍庙碑》曰：“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城隍夫人之封赐始见于此。
明初，民间修建城隍庙不再呈现较为零乱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和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朱元璋从其登基之前就开始了祭祀制度的修改，确立了城隍神的地位，即位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春正月丙申朔：“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上谓中书及礼官曰：‘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历代所祀，宜新封爵。’”于是他根据明朝地方官吏制度，重新制定城隍的封号爵级，敕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壕、东和、平滁为王。京都以外的五位城隍，都是正一品。朱元璋还命令封在全国各藩国的亲王要亲自主祭城隍神，各府、州、县要由当地最高长官知府、知州、知县来主祭。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以与神誓，并称城隍神于冥中司民命，且有监视纠察官吏之任。《大明会典》卷九三载每岁仲秋祭都城隍神，“遣官诣庙致祭，国有大事则告”。至洪武三年(1370)六月癸亥，太祖下诏，整顿祀典，革各府、州、县城隍封号。《明史·礼志三·城隍》：“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定庙制，高广视官署厅堂。造木为主，毁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朱元璋敕封城隍是利用城隍信仰加强对民间的精神统治。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有载，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朱元璋对宋濂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西安都城隍庙就是在明代建成的。据《西安志·城隍庙》记载：“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就藩西安，统领西北事宜，他于洪武二十年(1387)主持修建了西安的都城隍庙。最初在东门里，到明宣宗朱瞻登基宣德八年(1433)移建于西大街。”西安都城隍庙在清代顺治时(1644—1661)屡加扩修，雍正九年(1731)大殿毁于火后，川陕总督年羹尧用拆除明秦王府的木材砖瓦又扩充修建，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时都曾修葺。在民国12年(1923)前院遭大火，陕西督军陈树蕃令作价出售，后随建作商业铺面，保留至今。
历史上，西安都城隍庙一直为道教正一派的道场。直至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城隍庙香火一直旺盛，游人信士众多。如今，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有庙会，四月初八祭祀盛会，人山人海，鼓乐喧天，好戏连台，香火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