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室，时光仿佛慢了下来。一卷已修复完成的敦煌遗书静置在工作台上，熟黄色的卷轴里，千年岁月徐徐流淌。
拍照、制定修复方案、拆揭书叶、选配加工补纸、调制浆糊、修补书叶、压平书叶、复原装帧……工作室里，这些工序周而复始地上演。不一样的是，一件件来自不同年代、装帧样式各异的古籍，经过修复师的各类修缮，重获新生。
“我是2008年从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来馆里工作的，从事古籍修复工作14年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告诉记者。
历史学、文物修复、化学、材料学、美术等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在古籍修复行当都用得上。
胡泊还记得，当学生那会儿，他曾听过国图古籍修复师在北京大学开设的公开讲座，朦朦胧胧地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向往。
然而，听起来令人神思缥缈、纵横古今，干起来却需要一板一眼、踏踏实实。
胡泊的职业生涯是从练习打浆糊、齐栏、托纸等基本功开始的。刚开始工作时，三位老专家和他共处一个办公室，手把手教他每一道古籍修复的基本工序。“连调浆糊掺入的水，添加什么、不添加什么，都有仔细的讲究。”胡泊回忆。他还赴北京故宫博物院，学习古画修复技巧。
从练好基本功到独立负责小型古籍修复，再到主持大型项目、负责整个工作组的工作，胡泊经历了14年的磨砺。常年不变的，是他对古籍修复事业的敬畏之心。
“古籍的保护与传播，事关中华文脉的传承。这个行业，看起来做的是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但实质上是为中华文脉‘续命’的事业。”胡泊神色严肃。
敦煌遗书，年代跨越4至11世纪，是研究相关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修复前大多残破不全，修复后已能满足长期保存和古籍数字化的要求；西夏文献，存世稀少，2015年入馆的一批粘连严重，经4年多努力，80余件被修复，随着书叶的打开，一扇新的学术之门渐次打开；《永乐大典》，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成书于明朝永乐六年，2022年1月针对该书“湖”字册古籍的修复工作正式启动……工作14年，胡泊参与或主持修复的国宝级文物已近300件。
工作多年，胡泊初心不改，仍会为破解一个具体的技术难题感到兴奋。最近，让他感到高兴的，是组里的青年修复师们，摸清了“库瓷青纸”的染制工艺。
“瓷青纸是明清时专门为宫廷里特制的一种染色加工纸张，主要用于抄写佛经，后来也被用来做书的封皮。它是紫青色，会泛出一种红光，制造工艺已经失传多年，国内剩下的纸基本收藏在国图。过去我们认为它是刷染，后来经过考证，发现它其实是浸染出来的。我们照着相关程序，终于造出了和古籍原件效果一样的纸张。”胡泊介绍。
作为小组负责人，胡泊时常要敲定古籍的最终修复方案。有时候，也要凭多年经验作出判断。
“比如修复敦煌遗书时，需要为原件抄造并加工修补用纸，这个过程需要掌握敦煌原件用纸的纤维和染色材料的成分。做初期检测时，怎么测也测不出有填料的成分。但是，不添加填料肯定不能呈现和原件一样的效果。最终我们决定，还是添加填料。后期，通过改变检测方法，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通过添加填料，我们制作出了与原件更为匹配的补纸。”胡泊说。
由于全面掌握了常见中国传统类型古籍、字画的修复技法，并带领团队进行创新，解决了很多困扰行业的问题，国家图书馆常会收到国外同行的咨询。“比如《永乐大典》的修复方式，就有美国国会图书馆通过我国外交部来问询。”胡泊说。
身处国家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这样一个平台，胡泊时常思考的，不仅是一个工作室的发展问题，还有行业的使命与未来。
“纵使每年的修复数量已经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但国图22位修复师一年修复的古籍总数量，目前也只能达到2000余册件。相比我国3000万册件古籍三分之一待修复的存量，我们的力量还太小。”胡泊说。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将目光投注在新科技领域，希望有一天能运用新的技术为古籍修复提速。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胡泊还致力于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2019年，他获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21年，他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用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
其实，这位传习导师，也是一位80后的年轻人。
由于媒体等多方关注，古籍修复行业像一块被重新发掘的古玉般绽放出异样光彩。然而，胡泊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需要经年累月坐冷板凳的清寂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首先就要有心理准备，这不是一个能成名获利的行业。一个年轻人，一定是出于对古籍修复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才能干得长久。唯有笃行不怠，才会不负时代。”胡泊说。
